1992年2月下旬的一个凌晨两点，华西村办公楼的灯却亮得通明。吴仁宝扫了眼身边十几位干部，声音低沉却透着急切：“同志们，南方传来的消息已经非常明确，发展的大潮就要汹涌而至，华西不能失之交臂。”这句半夜里说出的判断，成为华西村此后十年高歌猛进的发令枪。很多人记得他当时举起茶杯那一刻，满脸都是憧憬——整整四十年操劳，他依旧把“带领乡亲过好日子”挂在心上。
与这场夜谈的激昂相比，吴仁宝早年的遭遇显得清冷得多。1934年，江苏江阴长江岸边的一个普通农家迎来第六个孩子。家境贫寒，父母给他取名“仁宝”，盼望孩子能有仁心，成为全家的宝贝。谁也料不到，几十年后，这个终年挑水、割草、放牛的农家子弟竟把一穷二白的华西村带向“中国第一村”的队列。
20世纪50年代末，局部自然灾害和经济困难同时袭来，江阴乡下日子徒增艰辛。很多农民到外乡讨生活，甚至有人提出“干脆全村迁走”。1961年，华西村正式设立，33岁的吴仁宝被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。在簇新印章的红泥尚未干透时，他紧锁眉头：全村667口人，缺粮、少田、无产业，800多亩耕地碎成上千块，遇上旱涝就绝收。用他后来的话说，“那时华西就是一只漏水的破船”。
一度，身背“走资派”骂名的吴仁宝也动过离开的念头。深夜，他和妻子围着暗黄煤油灯盘算日子，越算越心凉。妻子却轻轻拽住他的袖子：“你走了，乡亲们怎么办？”平实的话，却似一记惊雷。翌日清晨，吴仁宝挎起锄头，站在田埂上，脚下土地贫瘠，远处炊烟冷清，他暗暗发愿：非把这片穷窝子翻个个儿不可。
第一枪打向落后的耕作方式。60年代初，吴仁宝领着乡亲们用双手和肩膀，把散落在12个自然村的1300多块零碎田地改成集中连片的水浇田。水利沟渠像棋盘一样铺开，田埂被削平，石块被挪走，人们第一次见识到机械下地的效率。1970年秋收，平均亩产轻松破千斤，比全县水平高出近一倍。消息传到无锡、南京，一时轰动。外界把它称为“农业学大寨”的样板，然而吴仁宝心知肚明，光靠粮食远远不够。
与农业并行，他悄悄探路工业化。1969年，吴仁宝挑选20名青壮建了一间土坯小厂，拉来几台落地钻和车床，专做五金扣件。厂房顶上漏雨，设备满是机油，可年底一盘账，小厂产值逼近全村农业总收入。这个结果让他下定决心：与其被天看脸色，不如抓住机器命脉。有人质疑：集体土地归集体，工厂行不行？他只淡淡一句，“咱信国家的方向，也信自个儿的脑子”。
1978年，全国改革开放的东风起航时，华西村已积累了相对雄厚的集体资金。吴仁宝没有被突如其来的机遇冲昏头脑，他再三强调“先算成本，再谈开工”。于是，纺织、冶金、建筑材料、小化工，一个个项目在江阴北岸破土生根。区别于“单点突击”的乡镇企业，他提出“宜农则农、宜工则工、宜贸则贸”，把工业、农业、第三产业串成链条，增值接力。这种均衡思维，后来被外界总结为“华西模式”。
1985年前后，华西村提出“苦战三年，实现三化三园亿元村”的口号。彼时，全国许多地方还在为家庭联产承包如何与集体经济衔接犯愁，华西村却已经把注意力放到“机械化、集约化、园林化”，兼顾“菜园、果园、花园”。三年抹掉万元户与赤贫户的鸿沟，每户住进红砖小楼，家里开始出现彩电和洗衣机。那种从“赤脚踩泥”跨进“楼上看电视”的剧烈对比，给外乡赶来看稀奇的人带来强烈震撼。
90年代初，乡镇企业改制潮风起云涌，许多村办厂折戟在产权模糊上。吴仁宝却显得不慌不忙。他推行“一村两制”，社区生产资料对内维持集体所有，对外则以现代企业制度参与市场竞争，股份、上市、分红一套接一套。乡亲们成了股东，每家一张分红券，年底照单分红，人人领薪金、拿红利，还享受免费教育、医疗和养老。村里人常打趣：“我们出门带身份证，还得带股权证。”
1992年那场夜谈之后，吴仁宝判断钢铁和铝材将迎来需求爆发，他拍板在十五天内筹措2400万元购进万吨钢坯、几千吨铝锭，一度让外界侧目。事实证明，这一“豪赌”为华西村赚回数千万；更重要的是，它奠定了华西在冶金和有色金属加工上的先手优势。同行感叹他胆大，他却说：“胆要大，心要细，脑要活，不然，机遇和风险都绕着你走。”
进入新世纪后，华西村继续高歌。1999年，华西股份在深交所挂牌，敲钟声响的一刻，列席嘉宾无不侧目：一个农业户籍比例占多数的小村庄，居然领跑了中国资本市场。上市后，华西人心态没变，吴仁宝自己更没换掉那套深色中山装，他说“衣服能穿就好，把钱留给发展和百姓”。
2008年的全球金融风暴来袭，许多国际投行巨头手忙脚乱，国内一些外向型企业订单锐减。华西村板块庞杂，按理说风险极高，却偏偏保持盈利。究其因，是多元化布局与集体控股抵御了单一行业下滑的冲击。那段时间，不少研究者前来求教，吴仁宝仍是那句老话，“不走偏，不走神，跟着中央定的方向走”。
在外人眼里，华西村亮眼的数据、总额动辄百亿的资产最抢眼；而对于村民，吴仁宝坚持的免费养老、医疗、教育等红利更暖心。老人不用为养老发愁，孩子上大学费用由村里承担。彼时有记者问一位老大娘对村里发展怎么看，她笑呵呵地说：“我们满几十岁都能领红包，仁宝书记没亏待我们。”
吴仁宝的个人生活却极为克制。他住的是三层小楼的一层，家具旧得开裂。饭桌上常见的是一碗面条外加酱油青菜。他把大部分时间耗在工厂和田埂，遇到建设工地，总要亲自爬脚手架。年过八旬仍然坚持每天六点前出门巡村，这副硬朗的精神风貌令后辈自叹不如。
人们也看到，他在用人上的开放。华西村早期职工大多是本村农民，但从90年代开始，吴仁宝大幅引入外部人才。冶金、化工、金融、旅游，他敢让外来大学生做厂长，同时坚持大事民主表决、小事干部定夺，充分调动积极性。村里流传一句口头禅：“书记不怕年轻人犯错，就怕大家不敢想。”在那套务实与鼓励并存的机制中，华西产业越做越大。
当然，吴仁宝的改革并非没有阻力。“集体的蛋糕那么大，凭什么多开厂房、搞旅游？地都收回去咋办？”当初，一些质疑声不断。但一场场分红大会让反对声音逐渐沉寂。分红现场人头攒动，桌上摆着厚厚的红包和股息单，老妪拿到钱边抹眼泪边说：“真没想到，这辈子还能过城市人一样的日子。”这种直观的获得感，比任何雄辩都更具说服力。
2013年3月18日傍晚，华西村广播反复播放《国际歌》。消息传开：吴仁宝因病逝世，享年78岁。不到两小时，灵堂外已排起长龙，人们手捧白花，默默肃立。数万群众涌向村委，老中青三代，很多人一路落泪。有人骑了几十公里的电动车赶来，只为鞠一躬；更有人从外地飞回，只为喊声“吴书记，一路走好”。那几天，整个江阴上空飘满白幡，黑底白字写着“感恩仁宝”，当地人心照不宣地放慢了说话的语速，好像怕惊扰了沉睡的老人。
追思会上回放了吴仁宝生前影像。他说：“共产党干部的责任是让集体富，让百姓乐。我时时刻刻想着一句话——群众把饭碗递给你，你就得给他们满上。”话音落处，礼堂里忍不住抽泣。至此，带领华西村跨越贫困和富裕鸿沟的灵魂人物，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。
彼时的华西村，工业产值已突破千亿元，集体资产逾400亿元；人均居住面积超过60平方米，村民人均年收入超12万元；村里有医院、有大学、有五星级酒店，有可与上海陆家嘴比肩的高楼地标。更难得的是，那套以“共同富裕”为核心的收益分配机制依旧在运转，保证了村民的教育、养老与医疗“三大无忧”。
有人将华西村的道路视作模板，亦有人认为其过度依赖重工业与资本扩张。但细究吴仁宝的理念，核心并非在于复制某种产业结构，而在于“因地制宜”四个字。他多次告诫来访者：别把华西模式生搬硬套，先摸清自己地情，再去设计路径。正是这份清醒，让他能在屡次经济风浪中保持冷静。
吝啬自身、厚待乡亲，是吴仁宝一生的行事准则。他常引用《岳阳楼记》里的“先天下之忧而忧”，却把“后天下之乐而乐”咽进肚里。用今天的眼光衡量，这位连私人电话都坚持用村里统一标准配置的人，也许显得过于拮据，可在他看来，集体的每一分钱都应当花在刀刃上。村民说他有“三权”——对厂房的支配权，对人心的号召权，对未来的判断权。三权环环相扣，确保了从上世纪60年代起草的“十五年计划”，一直延伸到21世纪仍具执行力。
华西村的故事至今仍在续写，新一代管理层面临的大数据、智能制造、绿色转型，与昔日吴仁宝面对的土地改革、乡镇企业起步迥然不同，但每逢重大抉择，人们总要翻出他留下的手稿，寻找那句被反复强调的“只唯实”。这或许是他最宝贵的遗产——在潮起潮落里，以实践检验真理，以群众冷暖校正方向。
时间在向前，老书记留下的足迹却清晰可辨：钢铁厂依旧轰鸣，现代农业示范区一眼望不到边，村民公寓的新楼层越盖越高，清晨的大钟准点敲响。年轻导游带领外地参观团行走其间，常要回答同一个问题——“华西的财富究竟来自哪里？”答案并不复杂：它来自一位农民出身的共产党员五十年如一日的担当，来自敢想敢干又稳准的决断，更来自乡里乡亲心往一处想、劲往一处使的集体合力。
2013年之后，华西村年年都会在3月18日举办追思活动，没有任何花哨的仪式，只是诵读他的语录，放一首他喜爱的《在希望的田野上》。对于老一辈村民来说，吴仁宝不仅是领路人，更像一棵树，让他们在岁月风雨里有了依靠；对于后来者，他是一种精神坐标，提醒着人们脚踏实地、敢作敢当。
历史没有终点，传奇亦无句点。吴仁宝为“天下第一村”写就的篇章已经翻过去，但那套鼓励群策群力、试错创新的治村哲学，却在江南大地继续发酵，影响着一个又一个求变的乡镇。或许，这正是他留给故土、留给时代的最真切礼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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