黄埔一期毕业的李仙洲、李延年、李玉堂与黄埔三期的王耀武并称“山东三李一王”，李延年和李玉堂跟随老蒋败逃台湾，一个被判处有期徒刑，一个因叛徒出卖而被杀害，李仙洲和王耀武这对“搭档”分别在莱芜和寿光被俘，在战犯管理所当了同学。
比较而言，李仙洲的结局最好，王耀武次之，但荣誉最高的还是李玉堂，他于1983年被追认为革命烈士。
李仙洲享年九十四，是三李一王中最长寿的。李仙洲不但寿比南山，而且著作颇丰，《忻口战役中的第二十一师》《我所知道的“五三惨案”》《莱芜战役始末》《刘峙是怎样一个人》《忆黄埔军校同学李延年》《刘珍年的起家与失败》《莱芜，我的再生之地》，都是我们研究那段历史的宝贵资料，尤其是他对刘峙一生的剖析和描述，更是细致入微见解独到，甚至能让我们了解刘峙从苦孩子到“副将”再到猪将的转化过程，尤其是刘峙跟李仙洲说的心里话，更是能证明刘峙这个老蒋的“五虎上将”，还有不为人知的另一面。
刘峙是不折不扣的苦孩子，而且是苦大仇深的受压迫者——刘峙还没满周岁，父亲就被被邻村一个恶霸打死，在那个军阀割据民不聊生的年代，死一个寻常老百姓，官府根本就不会过问。
刘峙的母亲胡氏当然没有能力独自抚养还不满周岁的婴儿，就一嫁再嫁，刘峙在两任继父家中，都是逆来顺受，表现出胆小畏缩的样子，这也为他后来在军旅生涯中自有主见但绝不抗上的性格打下了基础——李仙洲知道，刘峙其实也是对老蒋颇有微词的，但他更愿意表现得像一个童养媳，并公开自认这种屈辱的身份。
曾任“总统府”少将参军、战地视察官的李以劻（与李仙洲均在1960年11月28日第二批特赦）在《淮海战役国民党军被歼概述》中描述：“蒋介石很想在蚌埠设立一个国防部指挥所，由白崇禧充主任，统一指挥对付陈毅、刘伯承的联合作战。蒋介石也曾将此企图向刘峙说明，并勉刘要顾大局、识大体，但刘心中闷了好几天，我见着刘峙，他愤慨地说：‘白健生是寡妇改嫁，对老头子可以抗衡论理，不听调动，我好像是童养媳长大，骨头多大，当婆婆的都摸得清，服从是无条件的。’弦外之音对统一指挥的措施是不满意的，其中尤以该总部高级幕僚反对尤甚（这些事我次日曾电告蒋介石）。 ”
刘峙要不是真气坏了，也不会冒着被打小报告的风险，在老蒋心腹亲信面前发牢骚，而李以劻果然第二天就报告给了老蒋。
刘峙自称“童养媳”，是自嘲，也是抱怨，而他说这话的原因，我们看郭汝瑰的《淮海战役期间国民党军统帅部的内部矛盾》就明白了：刘峙在徐州做了半年“剿总”总司令，何应钦忽然觉得他不合适，就向老蒋建议让时任华中“剿总”总司令的白崇禧一人指挥两个“剿总”，但又不撤刘峙的职，显然是要把刘峙当摆设。
刘峙绝不是老蒋心腹，或者说不一直是：刘峙在黄埔军校当过教官，但却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二期毕业，算起来还是白崇禧（三期）、陈诚（八期）、顾祝同（六期）的“学长”，保定系原本就是老蒋所忌惮的，刘峙要想成为老蒋心腹，那可比黄埔生难多了。
刘峙在黄埔军校是教战术的，一期生李仙洲当了刘峙多年部下，对刘峙十分了解：“第一军撤到兖州、济宁、徐州以后，缩编为第一师，刘峙任师长。第一师辖三个旅：第一旅由原第二师缩编，以师长徐庭瑶任旅长，李仙洲任副旅长；第二旅由第三十三军缩编，以军长张克瑶任旅长；第三旅由原第二十一师缩编，以师长胡宗南任旅长。刘峙对于各部大加整理训练，每天天不亮就亲自到各部队巡查督训，对于军风纪的整饬亦很严格，严禁士兵乘坐人力车和骑驴子，不准士兵进戏园子看戏，官兵外出一律打绑腿，如查有外出不打绑腿者一律处分。团长以下直接带兵的军官，实行甄别文字考试，不识字的概不录用。（本文黑体字除特别注明外，均出自李仙洲回忆）”
在一些影视剧中，刘峙似乎整天就知道喝酒开舞会，但追随刘峙多年的唐志华（商人，徐州“剿总”总务处副站长兼第二科科长）在《江西文史资料》第二辑(1980年5月)的《我所知道的刘峙》一文中却说，刘峙平日装出忠诚老实的样子，其实他内藏机谋，个性倔犟，决定的事毫不动摇。他待人接物好打哈哈，从来不吃烟酒，也不赌博，经常穿着一身布军装下连队，步兵操典背得烂熟。他是服从蒋介石，尊重何应钦，拉拢顾祝同，其他的人一律瞧不起。
刘峙原本是有资格瞧不起其他将领的，因为在东征、北伐和军阀混战期间，他确实比保定的陈同学、顾同学能打。
1925年2月，黄埔学生军第一次东征，教导第一团第二营营长刘峙在团长何应钦率领下，与陈炯明麾下林虎部两万之众遭遇，何应钦的团部差点被攻陷，是刘峙带领二营与林虎部展开白刃战，击退敌人救了何应钦。
当时的战场形势十分危急，刘峙已经打得筋疲力竭，团长何应钦还下令号兵一个劲地吹冲锋号，刘峙无路可退，只能振臂怒吼带头向敌人猛冲，战后庆功宴上，刘峙还半开玩笑地问何应钦：“我们在前面已经支撑不住了，你为什么还在后面大吹冲锋号？我们还有什么力量冲锋？”
何应钦回答：“我叫号兵吹冲锋号，不是想要你们冲锋，而是要告诉你们，我正在阵地未动。”
也正因为那一战，刘峙得以在黄埔学生军第一旅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师的时候，升任第一团上校团长。
在二次东征时，刘峙又立了大功，连老蒋也极力赞扬：“华阳一役，为成败的最大关键，其重要性不下于棉湖之役，今刘团长能出奇制胜，转危为安，诚革命前途之大幸也。”
东征期间，柳氏先后担任第二师副师长兼参谋长、第一军第二师师长，北伐期间，又任第一路军前线指挥、第一军第三纵队指挥官、第一军军长兼第二师师长、第一集团军第一军团总指挥兼第一军军长。
军阀混战中，刘峙的职务也是越打越高，讨逆军第一军军长兼第一师师长、第二军团总指挥、陆海空军总司令开封行营主任，如果刘峙真是一位“猪将”而被老蒋重用，那就只能说老蒋青壮年时期眼神就不好了。
如果把刘峙如何被老蒋称为“福将”、“常胜将军”的战例都罗列出来，怕有些读者骂我坐错了板凳，咱们只好忽略不提，但有一点唐志华十分清楚，那就是刘峙有时候连老蒋也瞧不起：“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因新整编赵丙田师全军覆灭而被撤职，蒋介石发表他为上将战略顾问，他只好闲居上海迪化路公馆里过寓公生活，有时还跑来我家发牢骚说：‘孙总理是天下为公，委员长是天下为私。’1948年6月1日，刘峙在徐州就任‘剿总’总司令，当时刘峙也知道大势已去，为了要效忠于蒋介石、何应钦，只有硬着头皮做最后之挣扎。刘峙公开发牢骚说：‘我是一个高级传令兵。’”
徐州“剿总”总司令名义上是刘峙，但徐州所有的军事行动、人员调配，都要随时向南京老蒋、何应钦请示，批准后方可执行。
唐志华回忆：“刘峙在前线亲眼看到高级将领互不团结，中级干部离心离德，基层官兵军心涣散，加之平原地带不易防守，便和兼参谋长韩德勤商量，再拟一个作战计划，把各兵团收拢。蒋介石得知，痛骂了刘一顿，马上派杜聿明前来协助刘峙作战。”
要不是知情人披露，我们还真不知道刘峙原来是因为太有主意而被剥夺了大部分兵权，而不是像其他人说的那样，刘峙是因为无能而被架空。
如果刘峙真是猪八戒的脊梁无能之辈（悟能之背），也不可能与陈诚、顾祝同、卫立煌并为老蒋“五虎上将” ，但他在抗战期间确有一溃千里而得名“长腿将军”的劣迹，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：苦孩子刘峙从常胜将军到长腿将军，从福将变“猪将”，是老蒋识人不明，还是刘峙看破红尘、看透了老蒋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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